（圖片來源于網絡）

隨著國家對交通法規的大力度宣傳與零容忍執法，人們對“開車不喝酒，喝酒不開車”的理念早已深諳于心，但對服用感冒藥也有可能會導致發生交通事故的風險，卻知之甚少。而因服藥頻頻引發的交通悲劇警示人們，“藥駕”已成繼酒駕、毒駕之后的又一隱形“馬路殺手”。鑒于人們對“藥駕”的認知膚淺及制度約束的相對滯后，“藥駕”治理也需納入有章可循的制度化監管軌道。

 首先，要補上“藥駕”入法的立法空白。

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規定，“飲酒、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，或者患有妨礙安全駕駛機動車的疾病，或者過度疲勞影響安全駕駛的，不得駕駛機動車”，但是這條規定對除精神和麻醉藥品之外的其他“藥駕”情形，似乎不具有強制約束效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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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衛生組織列出了7大類在服用后可能影響安全駕駛的藥品，并提出在服用上述藥品后應禁止駕車。其中包括對神經系統有影響的催眠藥物、有惡心嘔吐反應或變態反應的藥物、止痛類藥物、興奮劑、治療癲癇的藥物，以及抗高血壓藥物和降血糖藥物等。

它們的共同特征就是服藥后極易產生嗜睡、困倦、注意力分散、視物不清、反應遲鈍等不良反應。對照世衛組織的界定，我國需要從立法的層面，完善對“藥駕”的性質界定及情形厘清。

 其次，要完善對“藥駕”的認定程序與技術鑒定。

與抽血查驗酒精含量與唾液測毒的技術檢驗同理，認定“藥駕”也需要一定的查驗程序與鑒定手段。比如，肇事者究竟服用了哪些有可能影響安全駕駛的違禁藥品，是哪些成分導致了駕駛員不應有的工作狀態等，這些都需要執法者給予當事人及社會以明確和權威的結論，為此才能確保“藥駕”查處的公平公正、不枉不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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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第三，要明確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。

治理“藥駕”少不了對相關人員的相關行為施以規章的警示與約束，比如駕駛員患者就醫時，應主動亮明其“司機”身份或“開車上班”的情況，讓醫生盡量避開對駕駛員產生不良影響的藥物；駕駛員患者要嚴遵醫囑，恪守用量，并盡可能做到服藥不開車。

制藥企業必須在其相關產品中注明可能影響車輛駕駛不良反應，醫護人員也應盡到相應的“提醒”義務。交通執法人員應當履行好相關的普法、培訓及勸誡、教育責任。